暴雨蓝色预警：贵州等4省区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6]在立法过程中，立法机关往往对某些敏感的政治问题不作具体规定，或仅作原则性规定，以避免立法争议。

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最根本的制度安排就是健全的宪法体制，我这里讲的是宪法共识的力量，也可能是我们未来应对科技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和价值的理念。因此，在科技技术面前必须保持独特性的隐私价值，人格的自由发展要获得全面的保护。

这样的世界秩序是很脆弱的。假如二十年、三十年后，出现健康的损害时，由谁承担责任？网络信息公司、科技产业，所谓的以私人企业或者以科技为闻名的一些产业，表面上是企业，但它实际上绑架了公权力。魏玛宪法制定过程中，受到苏俄宪法的影响，把大量的社会主义的正义、公平的因素引入到资本主义宪法体系，明年正好是威玛宪法的一百年，在回顾一百年的西方国家的宪法历史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社会主义的正义理念。但为什么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按照宪法的规定，胎儿当然具有生命力。大家发现了没有，我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的学术立场是清楚的，在科技与宪法问题上，我始终站在一个相对保守的立场上，关注如何以预防性功能降低人工智能的非理性风险。

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为人类造福，让人成为一个主体，而不能说因为某项科技的巨大发展使人变成了一个客体，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只能放弃发展这项科技。人们选择某一个技术时，已经自我减损或者自我限制了自己的隐私权。19世纪之后，整个现代政治体系的运转，开始借助组织化的政党机制，经由政党组织所引导的议会立法，经由各级行政官僚组织的体系运转，来贯彻各种政策性目标。

在传统国家宪法的框架内，始终面临这样一种凯尔森式的基础宪法的追溯悖论。其中以美国宪法为成功典型。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锻造的主权概念，则打破了这一点。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848—1918年的法治理性国家时代，完成了对人民意志和革命暴力的驯服，以弥合国家法实证主义与法治正义之间的距离，应对人民主权/人权、直接民主/间接民主、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之间的多重冲突。

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启，实际给近代国家宪法运动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推力，而社会主义革命的终结，则最终推动国家宪法迈向了超国家宪法的历史演化进程。现代宪法机制的发展，已然不是一个对政治系统不断做出点对点回应和解释的过程。

而要真正解决这个难题，实际要一直等到法治理性国家时代的到来——也即现代宪法的出现。法治吸纳革命范式的胜利，并不意味着革命动力的终结，革命动力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被吸纳入一种不局限于民族国家疆域的全球宪法的体系化运动之中。因为，在进入到宪法理性国家阶段之后，现代的法律系统实际已经可以部分脱离政治主权者的支配自我运转，法律系统的自主运行，已经不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主权者决断。也就是说，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内/外分野的民族国家宪法体系，具有先天的脆弱性。

其二，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由国家主权者或革命者来建构法律与政治秩序，始终面临一个致命的悖论，即对必然不受拘束的主权提出拘束这样一种吊诡。由此，国家实际也就被等同于宪法本身，被等同于统一的基础规范。全球法律体系在冷战时代进入到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第二个阶段。宪法机制既解决了法律正义起而对抗政治和平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也不再需要通过法律与政治合二为一的霍布斯方式作为其保障。

也正是通过法律实证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双向进程，现代的法律系统和政治系统给人造成了一种完全等同化的假象，而宪法似乎就只是作为嫁接这一法律和政治机制的中介性桥梁。其二，伴随国际性非正义/和平状态的加深，国内的阶级和平/正义问题也愈发凸显，并最终以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总爆发。

法治国的出现，也宣告了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国家体系的演化趋于成熟。在进入宪法理性国家阶段后，主权机制的功能意义，实际更多是在国与国的外部关系上得以保留。

通过司法性的裁判权，通过法律职业性群体构筑的法学/法律的高度专业性、专门性，从而在政治和法律之间，树立起森严的闸门。在这里，存在着两个基本的前提，其一是宪法司法化的建立，其二则是政治民主化的展开。近代国家诞生与成熟的过程，正是通过革命与法治张力的释放而得以推进，从而通向现代民主立宪国家的理想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法律全球化时期，国家概念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滞后。从历史演化角度观察，直至进入法治理性国家阶段之后，通过政治民主化和法律实证化的双重机制，基于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的分化与结构耦合基础上的宪法理性的出现，才为现代法治国的出现奠定了根基。而在国际层面，通过建立国际均势理想，经由国际法条约体制的完善，从而试图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构建起国际法治理性的基础。

民族承接了君主与国家、革命与国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三种内在张力，并通过民族—国家的形式，吸纳了法治—革命的内在冲突。后威斯特伐利亚第三期（1989年—至今）。

这为苏东剧变之后，世界法迅速走向全球化的进程做好了历史准备。通过人权观念、司法审查、民主机制的全球化，通过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宪法性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全球化，通过全球法律的地方化和地方法律的全球化，民族国家法律的一枝独大时代走向终结。

对于这个问题，传统上总是需要不断诉诸一个超然的决断者，诉诸于那些神秘的形而上基础，诉诸于现实政治权力较量的状况，或者干脆诉诸于国家主权本身。霍布斯认为，除了将政治与法律结合为一体，将法律的效力基础建立在政治权力的贯彻上，就不可能再有其他更好的解决方案。

因为，在那个时期，宗教问题和道德问题都被直接转译为法律问题，关于法律正义的论争所导致的内战，正在破坏和平——法律上的抵抗权正在破坏政治性的和平。近代立宪国家的发展，既得益于民主革命的刺激，也同时以规范与约束人民革命的面孔出现。宪法理性国家的出现，因此解决了君主理性国家与革命理性国家面临的基本难题，它还以立宪主义的形式，延续了严格界分法律与政治的古典政体模式。通过赋予《权利法案》以重要地位的宪法机制的建立，解决了革命与法治之间的冲突问题，以宪法法典化运动的形式，缓和法治与革命的悖论。

因为，当时的整个社会治理，实际主要都是围绕裁判权而展开。以美国宪政为经典蓝图的法律全球化模式，终结了威斯特伐利亚二重奏的法治与革命的现代辩证法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典型的事前宪法监督制度，与立法制度也有较明显的区分。以《监察法》草案为例，关于在制定我国《监察法》之前是否要先行修宪，在宪法层面确认监察委员会的宪法依据，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意见，但刘松山教授却认为应当克制修宪的冲动，在不修宪的情况下，我国《监察法》亦可以找到宪法依据。

一方面，要承认并重视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因素，无论是立法还是监督工作，都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50] 肖扬：《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修正案（草案）说明》，《公报》2001年第5期。

如《测绘法》修订草案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行政区域界线标准画法图由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被认定为与我国《宪法》第89条15项国务院……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的规定不符。[15]在这个层面上说，法律草案在立法过程中需要经历合宪性审查是没有问题的。[66]无论是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判断还是宪法监督中的合宪性审查，都是政治性极强的工作，应当避免不恰当的学术观点对宪法实践的影响。[34] 张海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6年第6期。

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备案审查室主任梁鹰指出：推进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工作，可以保证法律的合宪性，并为未来进一步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做出制度铺垫。[62] 柳随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草案）的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8年第6期。

政治问题不审查是宪法审查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原则，其本意是避免宪法审查机关越俎代庖，对本应由立法机关进行决策的政治问题做出判断，以确保权力之间的制衡。[64]在立法过程中，尤其是在基本立法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68] 宋汝棼：《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草案）（修改稿）几点修改意见的汇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88年第1期。宪法文本作为合宪性判断的标准在立法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需要妥善应对，避免在正式的合宪性审查工作中出现合宪性标准不明确、宪法失灵等问题。